早上6點多鐘的北京西站在靜謐中迎來新的一天，就職于北京某券商投行部門的李紅（化名）穿梭在略顯稀疏的客流之中。經過一次次體溫檢測，他在早上6時53分順利坐上最早一班高鐵。這是他出差去北方某城市處理一項新三板市場相關業務。
3月以來，隨著國內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從2月3日就進入“戰斗”狀態的證券業從業人員都鉚足了勁兒，準備大干一場。
□本報記者聯合報道
“造航母”動員令
2020年初，再融資新規、新三板改革、降低證券公司投?；鹄U納比例、證券公司試點基金投顧業務等利好券商發展政策接連出臺，這個春天對于券商來說，意義非凡。這僅是中國金融市場改革持續深化進程中的插曲之一?；仡?019年，科創板開板、試點注冊制、外資持股比例放開時間表明確……券商發展圍繞頭部化和特色化紛紛布局，整個行業在積極的氣氛中擴張“版圖”。
對券商來說，隨著新業務空間不斷打開，證監會發聲打造“航母級”券商的目標揭開了行業格局重塑的帷幕。2019年11月29日，證監會表示，將繼續鼓勵和引導證券公司充實資本、豐富服務功能、優化激勵約束機制、加大技術和創新投入、完善國際化布局、加強合規風險管控，積極推動打造航母級頭部證券公司，促進證券行業持續健康發展。
其背景是，圍繞投行業務、金融科技兩大領域，證券行業正在出現深層次變化。
北方某大型券商投行部門負責人吳明（化名）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2019年以來，券商投行業務出現嶄新局面，主要表現是業務范圍大大增加：一是國內品種增加，科創板、新三板、區域性股權市場等都可以做；二是國際業務空間打開，對外開放迫在眉睫，但到境外發行股票要有相應的本領，需要參與到國際競爭中去。在吳明看來，這是整個資本市場生態走向健康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為中介機構做大做強提供了良好的市場環境和發展保障。
“以前，我們只能走交易所市場這座‘獨木橋’。根本原因在于底層市場沒打開，地基沒筑牢。有些公司既沒有在區域性股權市場練過手，也未經歷過新三板的‘教育’，沒有經過規范和信用約束的過程直接邁向高端市場。”吳明稱，新三板和區域性股權市場的進一步完善，將為券商投行業務發展提供良好環境和契機。
在金融科技領域，不乏互聯網巨頭與頭部證券公司合作，開展通道和引流業務。滬上一家中小型證券公司負責人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國內券商已經具有一定的體量和規模，希望走專業化道路，與第三方合作更多體現的是優勢互補或資源互補，但最終在這個領域沖殺出來的券商一定有核心自主的技術?；ヂ摼W金融發展到今天，發展訴求已與此前兩輪在互聯網端、移動端比拼開戶效率、營銷模式截然不同，他們更多的訴求是依靠科技手段顛覆商業模式。
經過一年快速發展，中國的證券公司們與國際同行的差距有所縮小，但仍不容小覷。
一方面，行業“排頭兵”大踏步前進。業績快報顯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信證券總資產為7918.04億元，較2018年的6531.33億元增加超過20%。對比來看，截至2019年12月31日，高盛集團總資產合計9929.68億美元，約合人民幣6.81萬億元。另一方面，行業發展仍然滯后。中國證券業協會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133家證券公司總資產為7.26萬億元。
“大市場小行業”背后
從深發展在特區證券公司的柜臺上開始交易算起，中國資本市場已走過31個年頭。雖然目前我國資本市場體量躍居全球第二，但從全球范圍來看，我國證券行業仍舊是個“小兄弟”。即使與國內其他金融機構比較，券商在規模和盈利能力方面與銀行、保險行業仍然差距較大。
多位券商高管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監管層有關表述提及的措施很有針對性。資本金不足、缺乏長期激勵機制及有效風險對沖制度是券商做大做強過程中面臨的主要障礙。首先，目前券商補充資本金方式主要通過發新股、增資等，對于未上市券商而言增資渠道有限；其次，分配、管理制度中缺乏長期激勵制度；再次，缺乏與股權市場周期對沖的信貸體系背書，也沒有足夠的體量及分散性來抵抗或者對沖風險。此外，從形式來看，縱觀全球，券商內部重組并購是打造大型券商的重要途徑，而我國券業重組并購進程緩慢。
目前被業內寄予“航母級”厚望的券商之一——中信證券就擅于通過并購其他證券公司來增強自身實力。中信證券最近一次收購是在2018年年底公告收購廣州證券（后更名為“中信證券華南股份有限公司”），歷時近一年，該并購交易獲證監會通過，并且為中信證券拓寬了華南地區的業務市場；2020年1月18日，中信證券華南股份有限公司揭牌儀式在廣州舉行。早在2004年和2005年，中信證券就趁行業低谷先后收購了萬通證券和金通證券，拓寬了公司在浙江和山東的市場。2013年7月31日，中信證券公告，歷時三年多，完成對里昂證券的收購。
并購過程中的障礙、并購后的整合消化是券商并購進程滯緩的主要原因。
在中信建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岸元看來，券業重組過程中的阻礙，既有市場因素，又有行政方面原因。從市場因素看，過往兩次并購潮均發生在資本市場低迷時期（2001年至2006年，2011年至2014年），可并購對象較多，并購成本較低。一旦市場有回暖跡象，并購成本就會大幅攀升，給并購帶來困難。從行政因素看，我國券業實施嚴格的牌照管理，行政區劃色彩濃厚的牌照具有很強的稀缺性。即便一些券商陷入經營困境，其注冊地所在地方政府也不情愿外來機構對其進行收購整合。
此外，被并購后公司的后續整合與協同也是券商重組面臨的巨大挑戰。新時代證券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指出，券商背后的政商關系成為制約國內券商并購重組步伐的重要因素：一是券商大多數是地方國資委控股，并購重組易受行政干預；二是監管對券商并購重組的外部約束。
回歸本源加速發展
對于如何加快建設高質量投資銀行，相關監管人士日前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應按照“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務，堅守“回歸本源、優化結構、強化監管、市場導向”四項重要原則。
上述監管人士告訴記者，最重要的是回歸本源，通過強化金融創新能力來滿足實體經濟多層次需求。不僅要從產品方面積極探索差異化和個性化，還要從經營、服務等模式方面進一步搭建起連接風險投資、銀行信貸、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金融領域的綜合化金融服務架構。此外，要優化投資結構，擴大股權直接投資比重，嚴守合規底線，增強抗風險能力。
他表示，國內證券公司具有天然的本土優勢和文化優勢，在未來的競爭中，應該自覺對標國際先進投行，發揮后發優勢，同時積極加強合作，爭取雙贏。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將來肯定會出現‘航母級’券商。”匯豐前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證券研究部總經理孫瑜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究竟要多久才能出現，誰能率先成為‘航母級’券商，需要市場和時間給出答案。第一梯隊的頭部券商有先發優勢，但不可避免會出現中途掉隊或彎道超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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